张保庆：大学辅导员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资料图片：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河南科技大学招聘8名学生辅导员，竟有近300名硕士生报名应聘；上海师大14个学生辅导员的名额，引来23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竞争，甚至还有“海归”和博士后。最近，本报陆续报道了一些高校辅导员岗位受热捧的消息后，有人提出质疑，是不是硕士、博士就能当好辅导员？那么，什么样的辅导员是好的辅导员，当今的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辅导员？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张保庆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对自己的辅导员感情很深，他告诉记者，大学辅导员对他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下是张保庆的回忆：

　　从我的经历来说，大学辅导员对我生活上、政治上的影响和关怀都很大，对引导我过好大学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到了大城市，进了高等院校，对我来讲是一次人生的转折，眼前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我一方面感到豁然开朗，另外一方面，也深感有许多事不懂，特别是大学生活该怎么安排，到大学以后怎么要求自己，怎么和周围同学处理好关系……这些都是我需要学习和思考的。

　　我在大学先后碰到过3个辅导员，他们在不同方面对我帮助都很大。

　　我的第一个辅导员叫张万科。当时他很年轻，可能还不到30岁，穿一身蓝色的中山服，平头，口才也不错。那时的辅导员没有架子，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给我的帮助是很全面的。生活上，对我非常关心，政治上也始终鞭策我、督促我。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家里很穷啊，上学的盘缠是靠我母亲流着眼泪东挪西借凑起来的，到了大学之后需要申请国家助学金。

　　那时的助学金有三个等级：一等18元；二等15.5元；三等12.5元,而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是15.5元。到学校之后我根据家庭情况申请了一个三等助学金。这意味着我每个月生活费还缺3元，需要家里补贴。没有想到，两个月后，辅导员张万科就找我来了，他见我面说：“张保庆，根据我们对你家庭困难情况的了解，你应该申请一等助学金。”我没好意思说话，后来是辅导员自己跑去把我的助学金从三等改为了一等。

　　从此，我每月能拿18元的助学金，扣除了15.5元的伙食费外，还能余下2．5元，可以买点日用品。就这样，靠着国家助学金我走过了大学时代，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是让我感到辅导员对学生体贴入微、对学生的观察很仔细、对学生的责任心确实很强。学生思想上有些活动，不用自己去找辅导员，辅导员会及时来找你。这种负责精神也直接影响了我，在我后来的工作生涯中，我把对人的关心、对下属的关心，始终当作一件很大的事情来考虑。

　　因为家里穷，我来北京上大学时，带的是母亲手做的一床土布被子、一身土布衣服。在学校，我们睡的是木板床，到了冬天，我的被子基本上是垫一半盖一半。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辅导员到宿舍来看望大家。他刚刚坐在我的床上，立即惊讶地站了起来，“咦，这床上怎么没有褥子呢？”后来他知道是我的床便立马追问时，我回答说：“我本来就没有褥子。”辅导员知道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走了。第二天，他买来一床棉褥送给我。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老师的爱心，感到了温暖，并把老师的这种行为当成自己的榜样。而且，还觉得自己如果不把学习搞好，不好好做人做事，就对不起老师。几十年来，不管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忘记。

　　我到大学之后，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担任过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我是贫困学生，对党的感情很深，发自内心地认为没有共产党，我就上不了大学，于是对社会工作很努力。但因为“过于努力”，有时分寸掌握不好，往往对同学要求过严。每每出现这种情况，辅导员都帮助我仔细分析，告诉我哪件事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哪件事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有时候工作偷懒了，辅导员一旦发现，批评也很严厉。

　　举个例子。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有个特点，大城市的孩子多，女孩子多。当时学校经常要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我是个农民的孩子，看到一些城里孩子干活娇里娇气就很不耐烦，就嚷嚷，有时还公开点名批评。

　　辅导员在一旁观察到了提醒我说：“你这样做可不行，让学生参加劳动本身就是锻炼，应该允许有个过程，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对同学的态度，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冷眼看待。”这些批评都是很尖锐的，也都起了作用，后来我们整个班级的团结都搞得很好。

　　那时候辅导员做学生工作不是哄，也不是捧，而是严格要求，有问题就批评，有时还批评得很厉害，一点都不留情面，那种爱是一种真正的爱。

　　记得有一次，班团支部在讨论发展一个同学入团的时候，支部书记有不同意见，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支部书记很不服气，告到辅导员那里去了。辅导员问清了情况之后批评了我，他对我说：“人家是团支部讨论，你不过是列席参加，也是群众中的一员，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但也应该允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允许讨论。你不能干涉人家，更不能用你个人的意见代替别人的意见，而且在你支部会上当面批评人家也是不对的，你可以下来以后同支部书记交换意见。这才是正常的工作方法。不能因为你是系里的学生干部，就以势压人！”他给我讲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千万不能急躁，一定要注意方法。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方法，好的工作愿望也实现不了。

　　这些事情对我后来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学会了尊重别人，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下允许别人有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在政治上，辅导员给我指导是很具体明确的，但也是很严格的。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递交了入党申请，辅导员几乎每个月都要和我谈话，特别是在入党动机上，反复找我谈话，让我明白一个党员在政治上的标准。我不觉得这些谈话是形式主义，也不觉得不断提出的要求是多余的，反倒是觉得辅导员每和我谈一次话，我都很有收获，使我进步很快。在入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6月，我被批准入党，成为我们年级的第一个预备党员。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辅导员和我们分开了，但辅导员始终教导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正派做人，都要守住自己的人格、良心。我记住了辅导员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自己人格、良心和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落井下石的事情，在一些大的风浪中，我都坚持自己的判断。

　　辅导员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在很多方面超过了我的父母。特别是大学初期，正是年轻人确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非常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我认为，辅导员制度是很成功的，我终身都不会忘记辅导员给予我的教导、帮助。(记者 谢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