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高校辅导员

    辅导员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特殊又平凡的一群。特殊，是因为他们距离学生最近，为学生的成长、学习、生活而操心劳力，是他们的责任。平凡，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细致、琐碎甚至有些时候显得“婆婆妈妈”，而他们自身也面临着职业定位和个人发展的选择和艰辛。

    今年9月1日，《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正式实施，给了这个职业一个新的起点，也让我们更近地去观察和思考这一项关系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希望的事业。在此，以此文向这些特殊而又平凡的老师们说一声——你好！高校辅导员。

    9月7日上午8点,李晓璐老师又一次敲响了东北大学学生处的门。几天来,这位年轻的辅导员数次在学生处和工商管理学院之间奔波,她要为她的一个学生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为学生忙碌,是李晓璐最常做的事,找同学谈心,帮毕业生收拾行李,甚至为不拘小节的男生打扫寝室。

    为了这份“琐碎”的工作,李晓璐放弃了“跳槽”和继续进修的机会。“和学生在一起,我感到很快乐,”她说,“我当年的辅导员就是这么做的。”

　　历史辉煌:激情和成就

    上世纪50年代初,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人才的要求,借鉴前苏联的经验,效仿抗日军政大学中设立的政治指导员制度,国家在高等学校中创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辅导员都处于高校建设的核心地位,肩上的任务重,责任大,充满职业自豪感。

    1959年2月,23岁的钱锡康被抽调到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岗位上。在那之前,他是土木工程系给排水专业的教师。当年,清华大学选拔辅导员的标准是极为严格的,不仅要求政治素质过硬,专业能力也必须出类拔萃。钱锡康符合这一标准。大学期间,他几乎门门功课都是5分,留校任教后,业务能力在全系也数一数二。更难得的是,钱锡康是党员,而且在学生时代做过思想政治工作。

    钱锡康说,当年,政治辅导员在学校里是很受重视的,地位很高。被调到辅导员岗位上,钱锡康觉得“非常光荣”。

    同样觉得非常光荣的,还有东北大学的李如意。33年前,现年61岁的李如意成了东北大学的一位政治辅导员。很快,他就成了学生宿舍的常客。每天,他到学生宿舍和同学们交流,每周,他找一、两个同学单独谈心,帮他们解决学习、家庭和政治上的难题。李如意说:“那时候同学们也信任我,连恋爱上的困惑都愿意和我讲。”

    钱锡康、李如意都非特例,过去的高校辅导员尽管生活清贫,但大都激情满怀。

    上个世纪80年代,魏庆芃的父母在清华大学做辅导员,“他们经常把全班学生请到家中改善生活。父母工资不高,但是一家人精神状态很好”,尤其是“给同学们煮了一盆一盆的炸酱面”之后。辅导员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当时的学生们感到温暖,也在年幼的魏庆芃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做辅导员的经历对当年的钱锡康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钱锡康说,“那段经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辅导员培养、关爱学生是最直接的,它培养了我育人的观念。”离开了辅导员岗位后,钱锡康在多个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但是,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做过辅导员的他,都对自己培养、关爱学生的职责念念不忘。

    曾有尴尬:身份和前途的含混

    辅导员制度建立至今已50余年,其间经过文革的考验,经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多元利益扰动对辅导员队伍的稳定一度构成了冲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出台前,他们曾是高校里身份尴尬的一群,既非教师,又非行政干部,倒是经常被比喻为“保姆”和“救火队员”。

    辅导员工作对青年学生的成长,尤其是心理健康、人格塑造、意志磨练方面意义重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从事事务性工作过多,考核与评价体制不够合理,导致辅导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刚刚参加工作的辅导员张新颖,在开学第一周每天睡眠时间仅5个小时,手机24小时开机,“恨不得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

    无论上班下班,只要学生有事的时间,就是辅导员办公的时间。从调节学生寝室矛盾,到进行就业指导,凡是和学生有关的事,都属于辅导员的工作范围。

    繁忙的日常工作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辅导员们没有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华中科技大学辅导员何方玲说,辅导员需要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技巧等相关理论。事实是,“一个月下来,一年下来,我们和学生谈的都是一样的话,使用的都是一样的技巧。学生的学识飞速增长,辅导员的落后显而易见。”

    河南师范大学辅导员葛照金上学期间曾十分优秀,先后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2003年本科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留校做了辅导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毕业,辅导员岗位上的硕士、博士也越来越多,他们优势明显,葛照金感到了危机。如果毕业当年选择继续读研,葛照金也将非常有竞争力。但如今,作为325名学生的辅导员,他的职业前景何在?这个关乎个人发展方向的问题,成为葛照金心头解不开的疙瘩。

    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收入。与一线教师相比,辅导员没有外出兼职的机会,与管理干部相比,他们没级别和津贴。在一些高校,辅导员岗位成了消化冗员的平台。机关裁退人员和无法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都被安排到辅导员队伍中来,辅导员成为所谓的“二等人”。在一些学校,学生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辅导员。在被问及遇到困难时会不会求助辅导员时,不少大学生的反应是“有问题自己解决,找他干嘛?”

    动力:新《规定》带来新希望

    谈起新老两代辅导员的差别,钱锡康说,当年,我们做辅导员时,对学生是全身心投入的,现在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表现在辅导员工作上,就是个别辅导员对自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所偏颇,对工作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够以及言行不一的问题。他说,我们当初对学生讲,工作要服从分配,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的辅导员也对学生这样说,但有些人自己却出国或者开公司去了。

    北京高校辅导员工作学会会长高祥阳分析了新时期辅导员工作的新形势,他说,现在的辅导员工作至少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压力:社会变革的压力,即辅导员工作能否受到重视;服务对象的压力,即能否得到学生的尊重和信任;自身的压力,即传统工作方式和辅导员自身修养能否满足现实需要。

    为适应辅导员工作的新形势,早在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见》,今年7月,教育部又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于今年9月1日开始施行。

    《规定》针对辅导员身份尴尬的问题,明确了辅导员“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针对专职辅导员职业前景不被看好的问题,明确了专职辅导员可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要求评聘专业技术职务;针对部分高校不重视辅导员工作的问题,明确了高校“要把辅导员队伍建设放在与学校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同等重要位置”,并要求“高等学校总体上按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本、专科生一线专职辅导员”等。

    《规定》还对辅导员的要求与职责、配备与选拔、培养与发展、管理与考核做出了切实可行的说明。

    此前,教育部没有关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统一规定,各高校分别制定各自的《辅导员工作条例》、《辅导员管理暂行规定》等。这些规定标准不一,大都缺乏对辅导员身份、地位的明确定位,对辅导员的数量、学历、专业背景也没有严格要求,更缺乏关于辅导员职业前景的说明。

    《规定》出台后,广大辅导员备受鼓舞,纷纷表示将以更加旺盛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青岛科技大学辅导员李晨说,《规定》是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强心针和稳定剂。华中师范大学辅导员高玉玲认为,辅导员的工作思路配合与之相吻合的机制,能够形成巨大吸力,引导学生的思想,规范学生的行为,《规定》恰恰完善了这种机制。李晓璐用最直接的语言表达了《规定》出台后一线辅导员的内心感受,她说:“知道有人在关心我们,我们心里很暖和。”

    围绕《意见》、《规定》等关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新规定,各高校也正在逐步重视辅导员工作。清华大学各院系增设了党建、网络等专项工作辅导员,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继承和创新了传统的“双肩挑”辅导员制度。据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东介绍,该校每年都举办辅导员培训班,廊坊校区的辅导员平均每月有千元的岗位津贴,辅导员在该校的地位正在上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李家华教授认为,《规定》推行了一套规范的辅导员管理制度,势必将推动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推进高等教育培养人的目标的实现。未来的辅导员队伍,必定朝着科学化、职业化及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辅导员正在成为一项可以终生从事的光荣事业。已经考上研究生的何方玲表示,读完研究生后,她还会争取回到辅导员岗位上。而李晓璐说,如果学校没有其他安排,她会“一直在辅导员岗位上干下去”。(记者　练玉春 通讯员 周密 胥丹丹)